作者: 吴念真

在我十六岁离家之前,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——那种把木板架高,铺着草席,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。

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?没错。不过,不包括父亲在内。

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、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,但老是不得其门。

同样的,孩子们也是。

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,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。因为他不在,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,妈妈准确地形容是“猫不在,老鼠呛秋”。

午夜父亲回来,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个搬动、摆正之后,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。

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。早就被他开门闩门的声音吵醒的我通常装睡,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。

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,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:“实在啊……睡成这样!”然后床板会轻轻抖动,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,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,整个人被他抱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,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。

喜欢父亲上小夜班,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——半分钟不到,却是完全满足的亲近。

长大后的某一天,我跟弟弟妹妹坦承这种装睡的经历,没想到他们都说:“我也是!我也是!”

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,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。

有一年父亲的腿被落盘压伤,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的一家外科医院治疗。

由于住院的时间很长,妈妈得打工养家,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。某个星期六的中午我放学之后,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,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,下车后从火车站不停地问路走到那家外科医院,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,看到一个毫无威严、落魄不堪的父亲。

他是睡着的,四点多的阳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。他的头发没有梳理,既长且乱,胡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;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,脚指甲又长又脏。

不知道为什么,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指甲。护士说没有指甲剪,不过可以借给我一把小剪刀;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,低着头,忍住一直冒出来的眼泪,小心地帮父亲剪指甲。

当我剪完所有的指甲,抬起头才发现,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。

“妈妈叫你来的?”“不是。”“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?”“没有。”

直到天慢慢转暗,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,父亲才开口说:“暗了,我带你去看电影,你晚上就睡这边吧!”

那天夜晚,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,一手拄着拐杖,小心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,走过长长的街道,带我去看了一场电影。

一路上,当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以及一群叔叔伯伯,踏着月色去九份看电影的情形时,父亲正好问我:“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九份看电影?”

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,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,第一次帮父亲剪指甲,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。

那是一家比九份升平戏院大很多的电影院,叫远东戏院。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片,导演是市川昆,片名叫“东京世运会”。

片子很长,长到父亲过世二十年后的现在,它还不时在我脑海里上演着。